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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符号学与鬼故事

 

后现代、符号学与鬼故事赵毅衡先生的小说是让人期待的，之前读过他探讨美国现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的《诗神远游》，被作者的批评家眼光所吸引，同时在字里行间的感性与周至中猜想过，作者本身也一定是一个诗人因此抱着这样的期待开始阅读其小说集《沙漠与沙》，但阅读过程中又有另一个意外之喜——确认了作家的另外一幅面孔：符号学家。

“符号学”是一个现在文学批评界使用不那么频繁的术语，如今通用的是“结构主义”，罗兰·巴特、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都是结构主义大师，尽管也是“符号学”的大师，包括安贝托·艾科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也许要追溯到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与弗迪南·德·索绪尔的区别，这里先放下不论。

符号学的方法看上去是与文学想象力不兼容的，因为它对语言二项对立或深层结构的迷恋，更多地带有硬科学的气质但是符号学的大师中也有一些出色的文艺创作者，如后现代小说家艾科，或电影导演、诗人帕索里尼当然，在本书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出版编辑把赵毅衡的小说视为“学者型小说”，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在英美文学中，戴维·洛奇、苏珊·桑塔格都可以当仁不让地归入学者型作家的行列。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叙述学教授，主攻形式论，意义理论南京大学本科（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1981）；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1988）长期执教于伦敦大学，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教授曾任以及目前担任的职务有：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编双语半年刊《符号与传媒》（Signs & Media）；主编《符号学译丛》与《符号学前沿研究》丛书；中国叙事学学会副主席（2007-2011）；特聘顾问（2011-）；中国语言符号学会副主席（2012-2018）；Academy of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miotics (Member of the Collegium)；《World Literature Today》 (Oklahoma)，Board Specialist（1996-2000）；《Semiotica》（University of Toronto）Board Specialist（2009-）；《Chinese Semiotic Studies》(Nanjing)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2009-）；《Narrative》中国版学术。

在中文中则有茅盾、钱锺书、刘禾这样的学者型写作者赵毅衡也是批评家出身的作家，置身在这样一个队伍中，他的小说倒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易辨认的想象力，不是符号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所能取代的，比如鬼魅的气息、对历史细节的考据癖、严肃中的轻盈感。

赵毅衡的这些短篇，兼容了间谍小说、侦探小说、都市爱情传奇、古典传奇小说、鬼故事等元素，且往往都以畅销的武侠、侦探、悬疑、爱情小说的亚文类，对作者的深层意图或“学者”式的思想进行了“伪装”对作者的的深层意图进行包装的还有一些如今已经被局部化的观念系统，如中国传统的五行、阴阳、鬼神、因果报应、仁义的观念，在《妓与侠》《山河寂寞》《易经与考夫曼先生》中都有体现。

开头的几篇《妓与侠》《夜与港湾》《开局》《山河寂寞》，都在各自古老类型的外衣下，传递了非常现代和新鲜的内容故事的基本结构有一个相似之处，即把解密的过程交托给一个寻访的男人和一个等待中的女人（那个女人往往是跟男人记忆里的形象相错位的，由此构成一个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误认”故事）。

但在这些“故事”背后，作者涉及了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众多现实问题（甚至是无法揭开寓言和伪装而被直接讨论的尖锐问题），比如国共两党内战及其后遗症（《山河寂寞》）、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夜与港湾》）、东方主义和亚裔女性主义（《芜城》）、八十年代的诗歌热“假象”（《市场街的诗人们》）、改开相关的分居与代沟问题（《俄狄浦斯在深圳》）等。

从其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本书的第一篇——《妓与侠》——就可以看到符号学的影子也许我们可以联想到余华的《古典爱情》，或格非等人1990年代的其他中短篇小说根据作者在后记中的叙述，这些作品也大致是在1990年代初期创作的。

《妓与侠》化用了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一个经典故事结构，即侠客/书生与青楼女子的相遇，这在冯梦龙的杜十娘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也被吸纳入现代武侠小说的结构赵毅衡对这样的原型情节的后现代符号学的处理在于，在借用这个结构的男-女、阴-阳、庙堂-江湖、朝-野等基本二元对立的同时，也指向了对传统士子“女性想象”的背叛。

席与言与倚红在青楼相遇的故事，叠加了他在山中寺庙与一个白莲教道女相遇的故事，因为对后者的记忆，导致他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个相像者之后，用自己理想的逻辑重演了一遍前一个故事，尽管故事本身在“倚红”那里被证明仅仅是席与言内心的投影，但他的偏执使故事由真实陷入幻觉，两个女性形象的互相附身，给读者造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恐惑感”。

“倚红”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根据席与言的想象或期待行事，而是在故事的“重复”中刻意造成种种偏差，之后飘然而去，无所追踪这个故事在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迷魂记》中也有精彩的演绎，看过的读者都会感知到《妓与侠》与《迷魂记》在底层结构上的相似性。

精神分析主义的解读空间，对于这部作品而言自是不言而喻的。女性在作品中并不像故事初看起来那么“被动”，相反，在追逐和“凝视”中的“逃逸”，显示了侠客/书生对她们举止的无能为力。

在《夜与港湾》中，作者则使用了梦境叙事，讲述了一个帝国士兵与等待他的女子的故事，同样以“梦”来解构传统（不管是东方传统还是西方现代传统中）女性的“守望者”形象，这个形象最早是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守护在伊萨卡岛的佩涅罗佩形象开始的。

《夜与港湾》的故事不无巧合地同样发生在港湾附近的小镇，而这个小镇的荒凉和毁弃，也直接寓言着男权主义、帝国沙文主义在当代的破产《开局》亦是一篇精巧的作品，也许可以在今后的版本中放在作者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因为它恰好是一个“元小说”。

尽管作者的很多小说都是元小说，比如《晁盖之死》《沙漠与沙》中的“写作者”，《开局》这篇小说的元小说属性却更加浅显和表层，既涉及小说的写作过程，也涉及小说作者与小说读者的相互寻找甚至是二者的“罗曼司”，很像是微型的《寒冬夜行人》。

《开局》中的“作者”是一个独自在某偏远省份的小镇从事编辑工作、不与文化名流往来的小作家，他自信写作能力能为自己赢来文学史的位置，因此不需要跟主流社会进行频繁的互动，但是年轻女性读者的仰慕和情愫，倒是会为其带来中年的兴奋与惊喜。

但最后同样是一个欲望破产的故事，小说的“作者”意识到，所谓倾心爱慕他的读者不过是一个身份可疑的风尘女子这可以解读为是作者对当代“文学中年”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精神画像《开局》《山河寂寞》《妓与侠》，包括《裸谷》《绛衣人》《忧郁的布鲁斯》，以及《在历史的背后》中的几篇微型小说，都有些相似性，表层是遵循完全不相关的系统惯例的故事，但是深层则是一个接近俗套的爱情故事，这些作品中有一种充满浪漫感的鬼魅之气，不是令人恐惧的那种，而是容易让读者产生聊斋式的想象的、有些唯美和俏皮的后现代鬼故事。

比如《在历史的背后》中的《贵妃·方士·唐明皇》《刘知远·白兔·李三娘》两篇，就化用了中国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中的女性被背叛的故事，演绎了人-鬼、人-动物之间的相似性神话，但作者并未把自己叙述的世界作为不可置疑的信仰系统，而是明白地将其作为知识分子趣味、甚至是异国/异域情调的一部分，带着一定的间离和觉悟，把它们转化成带有几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故事。

当然，“鬼气”也不一定与爱情有关，《晁盖之死》可谓是以论带史、述评结合的文章的典范，初读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是读完之后，我们意识到，作者所写的、以及想写的，只是一个情节的切片：关于《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晁盖之“死”。

全文贯穿着如下的思考——为何《水浒传》中第一个死去的英雄竟是梁山最高的领袖这当然有些“新历史主义”或“编年史元小说”的影子，但是赵毅衡先生的文笔、平衡力以及字里行间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力，使他把后现代关于元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概念化认知转化为生动的叙事性文字，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对20世纪革命的影射和想象。

《居士林的阿辽沙》《沙漠与沙》则有另一种并非儿女情长的“鬼气”，它们写了那些在历史中注定连注脚也不会留下（最后都变成了“鬼”）的人的生活

《俄狄浦斯在深圳》这样的故事，则是在向西方神话致敬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弑父娶母的英雄，被索福克勒斯改编进自己的戏剧，从此成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不过赵毅衡的这篇小说是在盗用20世纪对俄狄浦斯故事的一个经典阐释——弗洛伊德经由俄狄浦斯的故事构想的“俄狄浦斯情结”。

但《俄狄浦斯在深圳》已经是一个完全本土化的故事，在改革开放导致的人口流动、城市化、贫富分化背景中，第三人称叙事视点的“他”跟自己多年不回家的父亲产生中国式家庭特有的隔阂，儿子站在被背叛的母亲一边反抗父权，成为作者写作的实际出发点；

盗用神话带来的效果是，不仅短篇小说有了丰富的双重或多重语义效果（既是弑父，也是五四启蒙以来的“出走”），而且其中的“神谕”寓言也成了对几十年前发生的历史浩劫的“伪装”的反思《俄狄浦斯在深圳》和《易经与考夫曼先生》构成了一组典型文本，它不同于完全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故事新编”，而是以当代的跨国流动、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在故事的深层刻画了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带来的理解难题。

《居士林的阿辽沙》的背景是1920年代中国的军阀混战，但是作者没有把主人公设定为孙传芳、吴佩孚或张作霖，而是设置为一个后来在天津成为居士（法号唯慈）的东正教徒，一个苏联人他原名阿辽沙，在小说开头还是一个刚刚离开母亲的懵懂少年。

小说的很大一部分也并未以他为核心视点，而是从他的父/兄和情人巴列亚柯夫的视角，叙事军阀混战对一个纯真心灵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和《沙漠与沙》《在历史的背后》一样，作者写作这类历史小说的一个目的，是要尝试理解那些被记录在案的事件之下，再也无人想起的小人物的命运。

这通过小说《沙漠与沙》中的一段话中可以有效地体现出来：他想起那个可怜相的矮个儿男人，心里有点难受“让未来给你辩白吧，”他想，“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你值得未来给你辩白的话只怕你到时候已没有任何翻检一番的价值，早就消失在历史后院的巨型人尸垃圾堆里。

《沙漠与沙》把视点放在1930年代的中国西部边疆，讲述的重点不是曾经被推向历史主舞台的盛世才，而是因为盛世才的被铭记（即使因为骂名）而被遗忘的另一个英雄：马仲英准确地说，重点也不是马仲英，而是他的一个共产党幕僚章亚邵。

作者的写作重点即在于使读者体察到，热血青年章亚邵如何从一个把国家历史命运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志士，渐渐意识到自己在马仲英为首的地方军队中的失势与落魄，以及自己的崇高理想在区域斗争中不可挽回的失败，直到最后被盛世才囚禁，在监狱中无人问津地死去——他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如何无法挽回地滑向不曾预期的方向，最后的一个画面是他坐在打字机前，似乎想讲出自己注定被扫进历史垃圾桶的经历。

在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中，作者简要的勾勒了章亚邵如何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无法掌控的位置：当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商量的时候，章亚邵明白，他们已经不是在为中国革命奋斗，也不是在为一批革命同志找有福同享的前程，好像也不是在报效马仲英的知遇之恩，也不是在为三十六师这个团体争立足之地。

甚至，章亚邵觉得，他也不像是在为自己个人的前途作一番奋斗，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催眠的斗士，不打到你死我活醒不过来即使这样，他们的认真劲儿，他们逐字逐句考虑辩词下的苦功夫，也与以前为主义、为革命而争的时候一样，而他此刻，也一样激动得无法入睡。

这种被卷入历史漩涡的觉悟，距离其他撤退的战友“像沙漠中的几滴雨一样永远地消失”的结局，已经不远了作者为这部中篇小说的写作花了很多功夫，几经实地考察，且多年收集相关资料，因此，饱满而精简的文字准确地反映了1930年代西部某省几个地方势力在苏联、国共两党、英国殖民者、日本“间谍”等多方外部力量交错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军事关系、政治关系。

这篇小说创造了章亚邵、伍英奇、阿普列索夫、盛世才、马仲英马仲杰兄弟等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令人欣喜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对人们后知后觉可见的政治军事力量进行图绘，而是尝试从失败者和无名者的立场，来理解历史是如何由无名者构成和被讲述者修正的。

比如，其中最为戏剧性的是章亚邵与阿普列索夫、马仲英二人的互动，其中阿普列索夫是章亚邵最初想要联络和拉拢的“朋友”，是苏联派来的高级官员，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章亚邵意识到阿普列索夫选择了跟自己相反的阵营——支持盛世才而疏远马仲英，这使盛世才逐渐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直到后半段，主人公章亚邵发现自己陷入插翅难飞的处境；在主力部队日趋萎缩之后，他被拘捕（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宿命后主动投入网罗），成为阶下囚。

这种小人物在历史“大局势”面前的戏剧性转折，是只有小说才能完全刻画的而章亚邵与马仲英的关系，也经历了最初兄长对弟弟、忠贞幕僚对“英明”将帅的关怀与指教的蜜月期，到嫌隙渐生、意识到人各有志的暧昧期，再到最后分道扬镳的转变。

他与伍英奇等“同志”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尽管戏剧性没有那么强这些细节，使故事具有只有小说才能抵达的想象力和感知力，而不再是某种“符号学”的演绎整篇读完，我个人最喜欢的应是短篇《妓与侠》《在历史的背后》《晁盖之死》与中篇《居士林的阿辽沙》《沙漠与沙》。

因为两部中篇小说所占的篇幅，以及它们所携带的巨量历史细节，之前那些短篇所具有的形式主义美感或轻盈的气质已经渐渐隐去，被厚重的历史反思所淹没，我想，这也是作者的创作动机的复杂性所在，一本小说并不是简单的“符号学”实验就能够解释的，小说的完成也意味着作者对历史中“无名者”的某种尊重。

作者：王年军，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博士候选人，写诗，兼事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有作品发表于《诗刊》《上海文学》《文学报》《书城》《北京青年报》等。 相关图书

《沙漠与沙》赵毅衡 著“最可怕的不是变成一粒沙，变成千万粒沙中的一粒，而是落到沙漠尽头之外的沙漠之中，消失在一切注视之外”当代文坛罕见的学者型小说，以元小说的策略，追寻被历史“谋杀”的意义《沙漠与沙》完整收录赵毅衡所有小说作品，旨在展现著名学者学术之外的创作才情，既包括其中篇小说代表作《居士林的阿辽沙》《沙漠与沙》，也收录了《妓与侠》《夜与港湾》《开局》《山河寂寞》等短篇佳构。

作者文笔凝练，视角独特，其小说作品与其叙述理论完美融合，别有一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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